陈淑芬这辈子从来不信命，但那天她信了。
上海瑞金医院的心内科诊室里，她坐在椅子上，看着面前那个穿白大褂的男人，浑身的血都凉了。
那个医生大约五十岁出头，戴着金丝眼镜，眉毛很浓，鼻梁很高，说话的时候习惯性地用手指敲桌子。他低头看着病历本，嘴里念叨着："陈淑芬，七十五岁，北京户籍，心律不齐……"
陈淑芬没有听他说什么，她的眼睛死死盯着他左耳后面那颗黑痣。
那颗痣她太熟悉了。五十三年前，她亲手把一个刚出生三天的婴儿送走的时候，最后看的就是那颗痣。
"大娘？大娘？"医生抬起头，疑惑地看着她，"您怎么了？脸色不太好，要不要先量个血压？"
陈淑芬张了张嘴，想说点什么，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她感觉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跳动，跳得她喘不上气。
展开剩余92%"小刘！"医生站起来喊护士，"快，推轮椅过来！"
陈淑芬被推进了急诊室，她躺在病床上，看着天花板上的白炽灯，眼泪顺着眼角流进了耳朵里。
五十三年了。
她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那个孩子了。
1971年，陈淑芬十九岁，是北京某中学的高三学生。那年冬天，她响应号召，坐上了南下的火车，去河南信阳插队。
那时候的她，扎着两条麻花辫，脸颊红扑扑的，眼睛里全是对未来的憧憬。她真心实意地相信，自己是去"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"的，是去"广阔天地大有作为"的。
现实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。
信阳的冬天冷得刺骨，知青点的房子四处漏风，被子薄得像纸。她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挑水、喂猪、下地干活，手上的冻疮烂了一层又一层。晚上躺在床上，她常常饿得睡不着，想家想得偷偷掉眼泪。
但她从来不在人前哭。她是知青点的团支书，是大家的"主心骨"，她不能让别人看见她软弱。
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她认识了王建国。
王建国是村里的赤脚医生，比她大三岁，高高瘦瘦的，说话慢条斯理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。他不像村里其他男人那样粗鲁，他会给知青们讲外面的事情，会偷偷塞给她几块红薯干，会在她发烧的时候守在她床边一整夜。
陈淑芬不知道那算不算爱情。在那个年代，"爱情"是个很奢侈的词，没人敢轻易说出口。但她知道，每次看见王建国，她的心就会跳得很快，快得让她害怕。
1972年的春天，他们在村后的小树林里偷偷见面。
那天下着小雨，空气里全是泥土的腥味。王建国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垫在地上，轻声问她："你怕不怕？"
她摇摇头，说不怕。
其实她怕得要死。但她更怕的是，如果错过这一次，她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。
一个月后，她发现自己怀孕了。
那是她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日子。
未婚先孕，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她会被批斗，会被遣返，会被开除团籍，会被所有人戳脊梁骨。她的前途、她的名声、她的一切，都会毁于一旦。
她想过打掉，但农村没有条件，而且她也不敢去医院。她想过自杀，但她下不了手。她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拼命用宽大的衣服遮住越来越大的肚子，祈祷没有人发现。
王建国知道之后，说要娶她。
"我去跟大队支书说，我们结婚，孩子就是合法的了。"他握着她的手，眼神坚定。
陈淑芬哭了。她哭着问他："你疯了吗？你娶了我，你这辈子就完了。我是北京来的知青，我迟早要回去的。你跟我在一起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"
王建国说："我不要什么，我就要你。"
但他们终究没能在一起。
那年秋天，陈淑芬的父亲从北京赶来了。她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，但她父亲知道了她怀孕的事。
她父亲是个老革命，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"名声"两个字。他站在知青点的院子里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扇了她一巴掌，然后把她拖上了回北京的火车。
她甚至没来得及跟王建国说一声。
孩子是在北京生的，在她姑妈家的一间小黑屋里。
那是1972年的冬天，北京下着大雪，她一个人躺在床上，疼了整整一天一夜，才把孩子生下来。是个男孩，六斤四两，哭声很响亮。
她只抱了他三天。
三天后，她父亲带来一个女人。女人说自己是河南信阳的，丈夫在铁路上工作，结婚多年没有孩子，想抱养一个。
陈淑芬知道这是她父亲安排好的。她没有说话的权利，也没有选择的余地。
她把孩子交给那个女人的时候，最后看了他一眼。他正睡着，小脸皱巴巴的，左耳后面有一颗黑痣，跟她一模一样。
她想亲他一下，但她不敢。她怕自己一亲，就再也舍不得放手了。
那个女人抱着孩子走了，走之前说了一句："放心吧，我会把他当亲生的养。"
陈淑芬点点头，没有哭。她一直等到那个女人的身影消失在胡同口，才蹲在地上，嚎啕大哭。
那是她这辈子哭得最惨的一次。
后来的事情，就像所有那个年代的故事一样，平淡而又残忍。
1977年恢复高考，陈淑芬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。毕业后她当了老师，嫁了人，生了一个女儿。她的人生看起来很圆满，但没有人知道，她心里一直有一个窟窿，怎么都填不满。
她试着找过那个孩子。
八十年代的时候，她去过一次信阳。但那个村子已经变了样，当年抱走孩子的那个女人不知道搬去了哪里，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。王建国也不在了，听说他得了肺病，八几年就去世了。
她站在村口，看着那些陌生的面孔，觉得自己像个鬼，一个从过去穿越过来的鬼。
后来她不找了。她告诉自己，孩子应该过得很好，有爱他的父母，有幸福的生活。她不应该去打扰他，不应该把自己的愧疚强加给他。
但她从来没有忘记过他。
每年的农历十一月初三，她都会悄悄点一支蜡烛。那是孩子的生日。她的丈夫不知道，她的女儿也不知道，只有她一个人知道。
五十三年了，她点了五十三支蜡烛。
她以为这个秘密会跟她一起进棺材。
但老天爷跟她开了一个玩笑。
那天在瑞金医院，她被推进急诊室做了检查，医生说是心律不齐加上情绪激动，没有大碍，休息一下就好。
但她知道，她的"情绪激动"不是因为病，而是因为那个医生。
她躺在病床上，脑子里乱成一团。她不确定那个人是不是她的儿子，但那颗痣、那个年纪、那个籍贯……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同一个答案。
她想去问他，但她不敢。她怕认错人，更怕没认错。
如果他真的是她的儿子，她该说什么？"对不起，我是你妈妈，五十三年前我把你扔了"？这话说出来，不是在补偿，是在撕开别人的伤疤。
她在医院住了三天。那三天里，她没有再见到那个医生。她听护士说，他叫刘明远，是心内科的副主任，医术很好，人也很和气，就是不太爱说话。
刘明远。姓刘。
她想起来了，当年抱走孩子的那个女人说过，她丈夫姓刘。
第四天，陈淑芬办了出院手续。她本来可以直接回北京的，但她没有。她在医院门口站了很久，最后还是走了进去。
她不是去看病，是去找人。
她在心内科的走廊里等了一个下午，终于等到刘明远下班。他从诊室里出来，一边走一边看手机，没有注意到角落里的她。
陈淑芬跟着他走出了医院。
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她只是想多看他一眼，哪怕只是背影也好。
刘明远走到医院门口，突然停下了脚步。他转过身，看着她，眉头微微皱起来。
"大娘，"他说，"您怎么还没回去？有什么事吗？"
陈淑芬愣住了。她没想到他会注意到她。
"我……我没事。"她语无伦次地说，"我就是……想问问您，您是河南信阳人吗？"
刘明远的眼神变了一下。
"您怎么知道的？"他问。
陈淑芬的心跳得更快了。她深吸一口气，问出了那个她憋了三天的问题：
"您……您左耳后面，是不是有一颗黑痣？"
刘明远没有说话。他盯着她看了很久，久到她以为他不会回答了。然后他慢慢地抬起手，把左边耳朵后面的头发拨开。
那颗痣就在那里。黑黑的，圆圆的，跟五十三年前一模一样。
陈淑芬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。
"是你……"她喃喃地说，"真的是你……"
刘明远收回手，表情很复杂。他没有问她是谁，也没有问她怎么知道那颗痣的事。他只是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了一句话：
"我妈跟我说过，我是抱养的。"
陈淑芬哭得更厉害了。她想走过去抱他，但她不敢。她怕他推开她，怕他怨她。
"对不起……"她哽咽着说，"对不起……"
刘明远没有推开她。他也没有抱她。他只是站在那里，看着她哭，眼眶慢慢地红了。
"我找了你很多年，"他轻声说，"我妈临终前告诉我，我的亲生母亲是北京来的知青，姓陈。我去信阳找过，但那个村子的人都说不知道。我以为我这辈子都找不到你了。"
陈淑芬抬起头，难以置信地看着他。
"你……你不恨我？"她问。
刘明远沉默了一下，然后摇了摇头。
"我恨过。"他说，"小时候被人骂'野种'的时候，我恨过；我妈生病没钱治的时候，我恨过；我一个人在上海打拼的时候，我也恨过。但后来我想通了。那个年代，谁都身不由己。你有你的苦，我妈有我妈的苦，我也有我的苦。恨来恨去，有什么用呢？"
他顿了顿，又说："我妈对我很好。她把我养大，供我读书，让我考上了医学院。她临终前跟我说，让我有机会要找到你，替她谢谢你。她说，如果没有你，她这辈子就没有儿子了。"
陈淑芬彻底崩溃了。她蹲在地上，哭得浑身发抖。
那天晚上，他们在医院附近的一家小饭馆里吃了顿饭。
陈淑芬把这五十三年的事情都告诉了他——王建国、那个小树林、那个下雪的冬天、那五十三支蜡烛。刘明远听着，一直没有说话，只是不停地给她夹菜。
"你爸……我是说王建国，他是个好人。"刘明远说，"我去信阳找你的时候，村里的老人跟我提过他。他们说他一直没结婚，等了你很多年，后来得了肺病，临死前还叫着你的名字。"
陈淑芬的筷子停在半空中，眼泪又流了下来。
"我对不起他，"她说，"我也对不起你。"
刘明远摇摇头："您别这么说。您把我生下来，已经是最大的恩情了。我这条命，是您给的。"
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，递给她。照片上是一个瘦小的女人，穿着碎花衬衫，笑得很慈祥。
"这是我妈，"他说，"她叫刘桂花，2015年走的。她让我替她谢谢您，现在我替她说了。"
陈淑芬接过照片，看了很久。那就是当年抱走孩子的那个女人，五十三年前，她穿着同样的碎花衬衫，站在胡同口，说"我会把他当亲生的养"。
她做到了。
从上海回北京之后，陈淑芬跟女儿说了这件事。
女儿一开始很震惊，然后是沉默，最后抱着她哭了一场。
"妈，您受苦了。"女儿说。
陈淑芬摇摇头："我不苦。我找到他了，我就不苦了。"
现在，刘明远每个月都会给她打电话。有时候是问她身体怎么样，有时候是问她最近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。他叫她"阿姨"，不叫"妈妈"。她理解，五十三年的空白不是一两通电话能填上的，她不着急，她愿意等。
后来刘明远还带着老婆孩子来北京看她了。那是她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孙子，一个八岁的小男孩，虎头虎脑的，左耳后面也有一颗黑痣。
"奶奶！"小男孩跑过来，扑进她怀里。
陈淑芬抱着他，眼泪又流下来了。但这一次，她是笑着流泪的。
五十三年了，她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抱着自己的孙子了。
她想，王建国如果泉下有知，应该也会替她高兴吧。
写到这里，故事差不多讲完了。但我想问问看这篇文章的你：如果你是陈淑芬，你会去认那个孩子吗？如果你是刘明远，你能原谅当年抛弃自己的亲生母亲吗？
那个年代的人，有太多的身不由己。我们没有资格评判他们的对错，但我们可以记住他们的故事。
因为记住炒股配资官方，也是一种和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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